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出发，以下几个关键的特征事实是理解中国数字经济独特路径的基础。

第一个特征事实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缔造了经济增长新奇迹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处于前列，而数字经济表现更为突出。从2012到2023年连续十二年，数字经济增速始终高于GDP整体增速。从横向对比看，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全球51个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。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观察，数字经济都发挥着"经济稳定器"和"加速器"的双重功能，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——不仅在总量上贡献显著，在发展模式和技术创新上也形成了独特优势。

第二个特征事实体现在卓越的商业模式创新。当我们讨论创新时，技术创新固然重要，但中国数字经济的真正亮点在于商业模式创新。过去有人批评中国互联网企业"重模式轻技术"，但我认为应该重新认识这种创新能力。其核心逻辑在于：中国企业善于吸收前沿技术并进行本土化改造，实现了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跨越。近期马斯克与特朗普互动时提到"要拷贝微信模式"，正是这种创新力的印证——我们从技术引进起步，通过本土化改造最终实现超越引领。

第三个特征事实是中国对数据要素的定位突破。中国在全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、劳动、资本、技术并列为新型生产要素，并成立国家数据局统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。欧阳老师在数据局参与顶层设计的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。这种制度创新的根源在于中国独特的应用场景优势：14亿人口产生的海量数据，从医疗挂号到农田监测，每秒钟都在创造新的生产要素价值。

第四个特征事实是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。正如廖总和陈院长提到的"科技向善"，中国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时特别注重社会效益。例如新兴平台业态创造就业机会：2023年仅外卖平台就为700多万骑手提供收入。中美对比尤其鲜明——美国研究多聚焦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，而中国更关注技术创造的新就业机会，这是两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差异点。

第五个特征表现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。中国特别注重对服务业、制造业和农业的数字化改造。以区块链技术为例：美国侧重其金融属性，将区块链等同于比特币和数字货币；而中国更强调其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。这种差异源于两国产业优势的不同——美国金融业发达，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，因此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。

第六个特征是平台经济的均衡市场结构。中国数字市场竞争格局相对均衡。以电商领域为例：早期淘宝一家独大，随后京东崛起，近年又涌现拼多多、抖音、快手等新业态。反观美国，亚马逊独占76%市场份额，第二名的易贝（eBay）份额微不足道。同时中国跨界竞争更为激烈，各平台不断突破行业边界，而美国平台往往在各自领域形成坚固壁垒。

基于这些特征事实，中国数字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跨越式发展。这种"跨越"体现在"四化同步"的独特路径——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就并行推进数字化。典型案例如移动支付：欧美经历了成熟的信用卡体系阶段，而中国直接从未充分发展的信用卡时代跃入移动支付社会。

支撑这种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是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，具体表现为"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"的协同机制：

有为政府提供战略起点和资源保障。以"数字福建-数字浙江-数字中国"的阶梯式推进为例，国家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发展路线。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大（如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），同时在体制机制上持续创新。发改委成立国家数据局正是制度创新的体现。

有效市场提供创新动力和扩散基础。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形成独特优势：庞大人口基数叠加消费者对新技术的高接受度，为数字经济创造了广阔试验场。这里要特别强调民营企业的关键作用——腾讯、阿里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，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源泉。这得益于"两个毫不动摇"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。

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形成良性循环。政府负责战略制定和制度构建（如财税补贴、试点政策），市场通过供需调节和竞争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。当市场反馈经验与问题后，政府再调整优化政策工具。这种动态调适机制在新业态监管中尤为明显：对直播带货等创新采取"包容审慎"原则，既避免扼杀早期创新，又为后续规范治理积累经验，最终实现制度化突破。

正是这种政府与市场的有机配合，使中国数字经济在战略规划、资源配置、制度演进三个维度形成合力，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发展范式。

转自微信公众号：数字经济论坛

来源：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